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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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品交换的发展，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形成的居民点。
河南省是我国古代文化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城镇发生很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河南的城镇在数量上、规模上以及规划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深入研究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城镇发生、发展的条件与特点，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不仅对于正确认识河南城镇地理现状，搞好城镇规划、布局，更好地进行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了解我国古代中原文化的发展与城镇地理面貌的变化，也是大有益处的。
城镇历史地理涉及的面很广。本文所探讨的，是现在河南省所辖范围内城镇发生、发展的条件、特点以及城镇历史地理演变的大致过程。
一、古代河南的地理环境与原始居名点
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居山地、高原与平原的交接地带。西部主要是山地与丘陵，中间夹有许多河谷、盆地；东部绝大部分为坦荡的平原，过去曾有许多湖沼和佳地散布其上。境内气候温和，河流众多，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是人类生产、生活比较理想的地区。
古代河南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据地下发掘的动植物遗迹分析，在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南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降水量比现在多，全省都属北亚热带的范围(现在只有秦岭——淮河以南的部分属于北亚热带的范围)。河流的水量比现在大，含沙量比现在小，多数具有灌溉、航运之利。动植物资源比现在丰富，不仅西部山地丘陵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和灌丛，平原、河谷以及湖沼附近也生长着森林、灌木和草丛；不仅有各种森林动物，而且有各种草原动物，还有丰富的渔类资源。由于森林草类覆盖率大，水土流失和旱、涝、风沙、盐碱等自然灾害都比现在轻。所有这些，对于人类早期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以及后来逐步发展饲养业、种植业、手工业和水陆交通等，都是相当有利的。特别是西北部的河谷盆地及山前平原，广泛分布着深厚、疏松而肥沃的黄土，地势平坦而微有倾斜，灌溉方便，排水顺畅，很适合于早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黄土还具有垂直劈立的特性，对于建立穴居和半穴居式的村落，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1978年在南召县云阳公社发现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其所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即与北京周口店猿人时代大致相当。这是河南发现的第一枚古人类化石。它证明至迟在四、五十万年以前，河南省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繁衍的中心地区之一。约在四万年前开始进入了原始氏族公社时期，过着采集、狩猎和渔捞生活。在距今5,000——7,000年前，就开始了半定居或定居的农业，出现了原始居民点。例如解放后在密县峨沟北岗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基，距今约7,300多年。1972年在郑州大河村发现的一排房基，距今约5,000余年。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村落的分布已相当密集。例如太行山东麓的洹水沿岸，在7公里的地段内，就发现原始村落遗址19处。因此，早期原始村落的分布，主要在西部山前平原以及河谷盆地，尤以西北部出现最早，分布最密。后期才逐步出现在东部平原和其它较低平的地区。这些原始居民点为河南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有的就是城镇的前身。
南召猿人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古代河南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我国各氏族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所谓居“九州”之中，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往来的通衢，商品交易的中心，政治角逐的主要场所和军家必争之重地。这种居“天下之中”的位置，不仅为河南早期文化的发展与居民点的诞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对于河南各个历史时期城镇的形成、发展以及盛衰变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发展概况
根据城镇的性质与特征，河南城镇历史地理的发展，可划分为七个时期：
1
夏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河南奴隶制城邑的诞生
河南省的城镇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这个问题，未见前人专门考证。从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初步认为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夏代初期。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省内发掘的近1,000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证实，在原始社会晚期(约距今5,000年前后)，河南境内尤其是西北部的河谷盆地及山麓平原，已经定居了相当多的人口，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手工业与农业开始分离，并出现了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定期的集市。这说明，当时河南地区已经具备了向阶级社会过渡和诞生城镇的初步条件。
第二，我国史书中记载有许多夏部族发明城郭的传说，如《世本》明确指出：“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鲧是夏部族进入阶级社会前夕的著名部落酋长之一。鲧的儿子禹是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国家后的第一个“国王”。说夏鲧作城，正好反映了夏部族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转折。夏部族活动的中心，无论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或以后，都是在今河南嵩山周围的伊、洛、颍、汝等河谷平地以及晋南的汾河谷地一带。因此，如果说夏部族发明城郭的传说是可靠的，那么河南城邑的形成时期，就应该在夏代立国之初。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1977年以来，先后在登封县和淮阳县发现两处古城遗迹，前者距今约4,000年，相当或稍早于夏代开国时期，后者属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下面还发现有陶制下水道。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也是夏代初期河南已经出现城邑的有力证明。
当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夏代河南的城邑只能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城邑的规模很小，主要职能是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城邑的分布多集中在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西北部。如《古本竹书纪年》所列夏代六次迁都，全在这一地区。即阳城(今登封告城北)、斟鄩(今巩县西南)、帝丘(今蹼阳西南)、原(今济源西北)、老丘(今开封县陈留北)、西河(今安阳东南)。其它方国和部族的首邑，如斟灌、韦、虞等也多分布在这里。
2
商至西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770年)河南奴隶制城邑的成长
商代(也称殷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它的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的中部，北迄冀晋以至内蒙，南抵江淮以南，而河南省仍是其活动的主要中心。据史书记载，商灭夏后，曾有七次迁都，其都城有四个在河南，即：隞(亦作嚣，今郑州)、相(今内黄县东南)、邢(亦作耿，今温县东)和殷(今安阳西)。当时在商代统治范围的其它城邑，已知的总共不过70多个，分布在河南的就有近30个，如沬(亦作妹，今淇县境)、牧(今汲县境)、封父(今封丘境)、历(今禹县境)、洛(今洛阳东)、杞(今杞县境)、蔡(今上蔡境)等。
商代河南的城邑较夏代有很大的发展。这一点从解放后在偃师二里头和郑州市区发现的两处大型商代文化遗址以及解放前在安阳小屯发现的殷墟，可以看得很清楚。二里头和郑州两处遗址，都可能是商代早期建都的地方：前者可能是商初汤的都城——西毫，距今约3,700年，后者可能是商帝仲丁的都城——隞，距今约3,500年。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距今亦有3,000——3,200余年的历史。这三处古城遗址都发现有规模较大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表明它们已是手工业中心。在殷墟还发现有原产于南海和东海的鲸鱼骨、海龟壳、海贝、海螺和原产于西北的绿松石等，其中有的可能是当时的商品或贡品，有的可能是当时的货币。这说明商代城市的商业，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商代的城邑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并有了比较严格的规划布局和职能分区。例如郑州商城遗址，已发现的遗迹面积达25平方公里，约相当于现在郑州市区面积的1/4强。在这一遗址的中部，即现郑州旧市区的中心和老城北关一带，还发现一座商代城垣遗址，周长约7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现在的郑州老城约大1/3多。这在当时世界上也算得上最大城市之一。城市布置以坚实的城墙为标志，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东北部为宫殿、宗庙建筑群，是奴隶主贵族居住的地方。外城主要是奴隶和平民居住的地方，也是奴隶主控制的各种手工业作坊所在地。城邑的附近还有墓葬地。这种布局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城邑的基本性质，即奴隶主贵族聚居的政治、军事中心。
总之，商代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河南尚有很多地区没有开发。所以，城邑数量少，而且除都城外，一般的规模也很小。
到了西周，情况就不同了。当时，河南除西部和南部山区以及部分低湿地区以外，广大的平原及河谷、盆地，大部分已陆续得到开发，生产力水平较夏商时代有很大提高。从地理位置看，周的发祥地虽在陕西渭河流域，都城在镐京(今西安市西)，但河南仍居全国的中心。境内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和地处中原的位置，使河南奴隶制城邑也进入了全盛时期。首先获得发展的是洛阳。周灭商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于周成王七年派周公旦营造洛邑，建二城：一个在今老城西，谓之王城，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据点；另一个在今洛阳老城东30里的白马寺以东，谓之下都，“迁殷顽民居之”，并派重兵驻守，作为监督东方的战略基地。从此，洛阳遂成为西周时期仅次于镐京的政治、军事中心，实际上是西周的第二个都城，也是当时河南最大的城市。西周亡后，周平王(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称为东周(初居王城，后迁下都)，洛阳便成了全国的首都。
周王朝选择洛阳作为统治东方的据点，继而定都洛阳，这与洛阳在全国的战略位置和附近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盆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并有伊、洛、瀍、涧(谷)四水贯流，水源充足，农业生产发展很早，是东方距镐京最近的一个适于建设大城市的地方。就交通而言，从洛阳西通关中，东达齐鲁，北去燕赵，南至湘楚，东南抵吴越，均很方便，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就战略地位而言，“洛阳天下中，山河四塞”，“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向伊洛，其固足恃”，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总之，洛阳既占战略位置，又靠近京畿，对外交通也很方便。因此，不仅东周建都于此，往后还有东汉、曹魏、晋、北魏、隋、唐、后梁和后唐等封建王朝建都于此，前后共计934年，号称“九朝故都”。其建都时间之长，在我国六大古都之中，仅次于西安。
洛阳以外，获得发展的是各诸侯国的都城。据说西周之时，有大小国1,200多个，“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经过互相兼并，到西周末期，尚有140多个，其中在河南境内的就有50多个。这些大小诸侯国各据一方，发展实力，并把营城防御作为一项立国的根本大计，因而对河南经济的开发和城镇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管国的管(今郑州)、许国的许(又称鄦，今许昌市东)、宋国的商丘(今商丘县南)、卫国的沬(今淇县)、蔡国的蔡(今上蔡)、陈国的陈(今淮阳)以及温(今温县西)、息(今息县西)、申(今南阳市北)、北虢(今兰门峡东)等，都是当时河南的主要城市。
诸侯首邑的普遍发展，使河南省城邑分布的地域显著扩大了。夏商时期，河南城镇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河谷盆地与中北部的平原地区。到了西周，除西部深山区以外，省内其它广大地区，都出现了城邑。
然而，由于分封割据，使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地域性的约束；多加之当时城堡建筑的规模，还受到诸侯等级地位的限制，所谓“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意即诸侯的都城，大的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在奴隶社会全盛的西周时期，河南城邑的规模扩展不大，工商业也没有很大的发展。从城邑类型看，大概除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都城和诸侯首邑之外，就没有其它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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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河南奴隶制城邑向封建制城市的过渡
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也是河南城镇由奴隶制城邑转变为封建城市的时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促使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生产方式迅速转化。但就河南城镇发展而言，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随着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力量的增强，相互吞并的战争日益频繁。各国为了进攻或防御的需要，竞相扩大旧城或建立新城，从而大大加速了城市的兴起。另一个是交通条件的改变。早在西周时期，河南的交通就已相当发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交通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陆路交通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同各诸侯国的首邑之间都有大道相通，水路更是四通八达：向西有黄河通向关中，向东有丹、睢、颍、淮等河通向江、浙，向北有黄、济等河通向冀、鲁，向南有唐、白等河通向楚、湘。尤其是到了公元前361年，魏国疏通了鸿沟运河，把当时河、淮之间的重要水道都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原水道运输网，河南更跃居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也随着蓬勃发展起来。同西周以前比较，春秋战国时期河南城市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城市数量激剧增多。据史书记载粗略估计，在奴隶社会全盛的西周时期，河南境内的城邑不足百个，到了春秋时期，全省大小城邑在二百个以上。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互相吞并，城邑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但亦在150个以上。当然这些“城”有的可能只是军事据点，还不是真正的城邑，但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部分已经由政治、军事据点发展为城邑了。
2、城市经济作用大大加强。春秋以前的城邑，一般都是政治、军事性质的，城中手工业直接被奴隶主贵族掌握，并为他们服务。那时也有所谓“前朝后市”，但那种“后市”只不过是“日中为市”的市。市场在贵族居住的城堡的后面，市罢即散。真正在经济生活上起作用的城市，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在交通荟萃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占有相当地位的大城市，各国的都城所在地，尤为繁荣。例如：魏都大梁(今开封)、卫都濮阳(今濮阳南)、楚都陈(今淮阳)、韩都阳翟(今禹县)以及东周都城洛阳，均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其它如楚国的宛(今南阳市)和棠溪(今西平县西北)，是全国著名的冶铁中心。魏国的朝歌(今淇县)是北方贸易中心之一，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商丘是有名的手工业中心，居住着金、革、木、漆、车等各种工匠，被称之为“百工居肆”的都市。新郑在西周之时原是一片荒芜之地，但因地处当时“天下之中心”，是各国使节往来和商贾贸易的孔道，春秋时手工业和商业都特别繁荣。
3、城市规模显著扩大。春秋以前，一般是诸侯的国都方圆不过900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300丈，小的才100丈。一般邑中居民最多是1,000家上下，普通的100家，最少的才10家。春秋以后，随着周天子礼乐的崩溃，城市勃然兴起。到了战国时代，已出现了不少“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除东周都城洛阳以外，魏都大梁是当时河南最大的城市，其规模较之现在的开封老城还要大一些，方圆超过10公里，人口不下20万。其次，如宋都睢阳、韩都阳翟、楚都陈等，城垣范围都超过5公里，人口均在10万以上。一般的如韩之县城宜阳，也是“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当然，不是所有的城邑都具有这样大的规模，但从这些例子可看出，战国时期河南的城市发展，远远超过了前期。
战国后期，河南的城市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都和封君驻地，如濮阳(今濮阳县南)、大梁、阳翟、郑(今新郑)、睢阳、阳城(登封东)以及陈等。这类城市，经过列国长期吞并，已为数不多。但它们都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中心，城周有坚实的城墙，城内有贵族的宫殿，还有为地主阶级、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贸易场所，工商业都比较发达。所以人口较多，规模较大，是新兴的封建城市的代表。另一种是工商业性质的城市，如宛、管、轵、温、原以及宜阳、棠溪等。这类城市原来也多属诸侯国的都城或部落首邑，后因国家或部落被吞并而变为一般城邑，其中多数仍是一定地区的政治中心；不过，就其职能来讲，城市的经济作用已显得更为重要了。第三种是军事城堡，如孟门(今辉县西)、函谷关(今灵宝境)、黾塞(今信阳南)等，它们中有的也有交通贸易的作用。以上各种城镇之间有水道或陆路联系，共同构成河南封建城镇网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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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北宋(公元前221年——公元1127年)河南封建城市的发展
从秦汉到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也是河南历史城市高度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尽管由于国家曾出现分裂混战的局面，使河南的城市遭受过严重破坏，但总的来说，是发展的趋势。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河南封建城市的大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创了秦汉两代历时440年的统一局面，为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了区域间的交通阻碍，使富商大贾得以周流天下，河南城市的发展因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西汉除京都长安外，全国有18个天都市，河南占7个，即我们雒阳(洛阳)、宛(南阳)、温(今温县西)、轵(今济源南)、阳翟(今禹县)、睢阳(商丘)和陈(淮阳)。西汉末年，全国有5个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河南就占两个，即洛阳和宛。
洛阳是东周故都，中原交通枢纽，西汉时就是仅次于京都长安的大都市，至东汉定都洛阳(改名雒阳)，遂完全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
宛是秦汉南阳郡治所在。因位居关中、江汉与中原之间交通往来的冲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为豫西南的交通、军事重镇。西汉时期，工商业更加繁荣，是当时除长安以外全国五大豪华都会(雒阳、邯郸、临淄、成都、宛)之一。东汉时以之为南都，曾在此设五均官，置交易垂和钱府垂，专管贸易等事宜。最盛时，人口达47,500户，规模之大，可与京师长安相比。
秦汉实行郡县制，所以县城普遍得到发展。东汉末年，河南境内除京都雒阳以外，仅郡县级的城市就有150多个。其中濮阳(今濮阳南)、陈留、许县(今许昌东)、新蔡、新野等，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林虑(今林县)、西平(今舞阳东南)是重要的冶铁中心。在郡县之下，还有许多小城邑，如管城(今郑州)、邶城(今汤阴东南)、闵乡(今灵宝西)、纶城(今虞城境)、三户亭(今淅川西)等。
东汉以后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长达360多年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使全国交通、商业长期陷于割裂隔绝状态。地处中原的河南战祸频繁，经济、文化蒙受巨大损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例如洛阳，因地理位置重要，又是当时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就有三次，其它城镇的遭遇也大同小异。秦汉时著名全国的几个大城市，如宛、陈、温、软、阳翟和睢阳等，经过多次战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荣。一般县城，多数受到破坏。少数幸免者，由于整个社会屡遭祸劫，也是时盛时衰，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不过，由于当时河南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每当动乱之后出现暂时平定的局面时，驻守重要城市的统治者，总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恢复。例如洛阳第二次破坏之后，出现了北魏统一北方的形势。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重加修建，很快又发展为一座人口达109,000户的大城市。其规模之大，商业之繁盛，较东汉之雒阳毫不逊色。
3、隋唐北宋(公元581年一1127年)河南封建城镇的兴盛
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长达530多年大统一的形势，为中原河南的经济、文化以及城镇的恢复与发展，再次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隋初，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琢郡(今北京)，南达杭州的大运河之后，进一步加强了河南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从而使河南封建城镇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是位于运河关键地段的洛阳与开封。
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枢，是江南各地物资输往京畿关中必经之地。当时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水运，因有三门之险而非常困难；陆路交通，因运量小，运价昂而远不能适应大量运输的需要。所以，从东方各地输往京畿关中的粮食、布匹等各类货物，必须先集中洛阳，然后再部分运往长安，分发各地。这样，洛阳在交通、经济上的地位，实际上超过了长安。隋炀帝即位以后，把首都迁到洛阳(称东都)，不能说与洛阳地理位置上这种特殊的重要性无关。唐代虽然定都长安，但仍以洛阳为东都，且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先后40多年居洛阳，更是与洛阳的经济地位分不开。
隋唐洛阳城在今洛阳老城的地址，但其规模较汉魏的洛阳城和今洛阳老城大得多。据元《河南志》所载，当时的洛阳城，“东逾瀍水，西距王城，南直伊阙之口，北依邙山之塞，洛水贯其中”。城周长约27.5公里，全盛时人口达22万户，与长安、广州、扬州、汴州同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城市结构严整，职能分区明确。整个城市布局以皇宫为中心分罗郭城、皇城、宫城三重。宫城在郭城的西北角，是皇室宫殿苑囿所在，皇城在宫城之南，是官署所在，即行政区，皇城的外围是罗郭城，为居民住宅区。商业主要集中在罗郭城区的三大市场，唐称南市、北市、东市。市内店铺毗连栉比，商旅云集，既是国内贸易中心，也是国际商人聚会交易的场所。城西有禁苑(又称西苑)，是专供皇宫贵族游览的风景区。这种布局充分反映了我国封建都城的特点，标志着城市的本质是封建贵族的独立王国，也是河南封建城市建设的典型代表。
开封(唐称汴州、北宋称东京)，自战国开通鸿沟水系之后，遂成为中原水运网的中心，豫东平原的一个重要城市。隋开通济渠以后，开封因居河、淮间水运的中枢，为长安、洛阳联系江南“粮仓”必经之地，故商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到了唐代，不仅是北方舟车辐辏，人庶浩繁的商业都会，而且在全国也是仅次于扬州的国际贸易中心。到了唐末，经过安史之乱和相继而来的藩镇割据及五代离乱，长安与洛阳都呈衰退状态。特别是洛阳，经这次破坏之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开封因水陆交通方便，又靠近全国政治中枢，其地位却显得越来越重要。迄至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与金先后在此建都，遂完全取代了长安、洛阳的地位，而成为河南历史上第二个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北宋的开封，水运四达：往西有汴河连接黄、渭直达洛阳、西安，往东北有五丈河(即：广济河)，联系齐鲁各地，往南有惠民渠(包括：阂河与蔡河)沟通陈、颖、许、蔡、光、寿等州，往东南有沐河(即隋之通济渠)，直达江淮，联系荆湖、岭南、川蜀广大地区。其中特别是沐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潜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乃北宋王朝的生命线。全国首都的政治地位，加上优越的交通条件，使这座城市很快繁华起来。商业繁荣居全国之冠，手工业也很发达。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同洛阳基本相同，以皇宫为核心，分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周围约25公里。城内有沐、蔡、金水、五丈四水贯串。最盛时人口达肠万户，约140万人，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在运河沿岸和其它的水陆要冲地区，还有许多重要城市，如陕州、河阴、孟州(唐称河阳，今孟县)、卫州(今汲县)、陈州(今淮阳)、阳翟(今禹县)、汝州(今临汝)、蔡州(唐称豫州，今汝南)、唐州(唐称上马，今唐河)以及南阳等，工商业都很发达。其中汝州、阳翟以及开封也是北宋风靡全国的瓷业中心。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宋以来，尤其是宋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在州、府、县城之外，出现了许多市镇，如陕州的三门镇、汝州的临汝镇、许州的驼口镇、蔡州的蔡口镇、孟州的清化镇等，全省不下30余个。它们大多位于州、府、县城的远郊和水陆交通要道所经的地方，并且一般都是在城郊的草市和农村集市的基础上兴起来的。它们与州、府、县城不同的地方是规模一般较小，街区布置一般不太严整，多数没有城墙，经济职能一般都超过政治、军事职能，为一定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少市镇除固定商业之外，还有定期的集市交易，同农村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大批市镇的出现，不仅表明河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标志着河南城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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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至鸦片战争前(公元1127年——1840年)河南封建城镇的衰落
北宋以后，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河南再次成为统治阶级争夺的主要战场。这次战乱的时间虽然较前次为短，(前后约241年)但受破坏的惨重情况不减前次。例如，1126年金陷沐京，纵火焚烧，三日不熄，使这座全国最繁盛的首都，呈现破坏不堪的惨象。元破金时，河南城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豫北地区，除封丘、延津外，尽成荒墟。其它地区的遇遭也大致如此，幸免者很少。
到明朝初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一些受破坏的城镇有所复兴，其中开封仍不失为全国大商业城市之一。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形势下，河南经济的恢复是有限的。特别是自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完全移到江南，元以后，全国的政治重心又移到了北京，作为联系京畿与江南“粮仓”的大运河不再以中原为中心，而是由浙江径直北上，河南从此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位，加以水利失修，黄河决口、改道、泛滥日益频繁，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愈演愈烈，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城镇的恢复和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再达到历史上最高的水平了。十五世纪初期，全国有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33个，河南只有开封一个，其规模在明代最盛时期，也只恢复到北宋时的内城，人口不过30万。到清朝中叶以后，河南历史上的封建古城，都呈衰落状态。
不过，由于河南的地理位置仍居东南诸省与西北各地往来的通途，自明末至清初，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些水陆交通要冲的市镇，获得较大发展。主要有朱仙镇、道口镇、社旗店和荆紫关等。朱仙镇位于开封城南45里的贾鲁河畔，是豫东重要的水陆码头，江淮与西北各地物资交流的转运站，商业繁荣。清乾隆以前，市街南北长12里，东西阔5里，人口达20余万，是当时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河南最大的城市。道口镇是卫河航运的终点，豫北同冀南以至天津交易的大商市。社旗店居唐河水运的终点，是豫西南同汉水流域贸易的大商市。荆紫关位于汉水支流丹江的东岸，为豫西、陕南与汉水流域贸易的大商市。但是，这些城镇大多是在唐宋草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乏历史基础(不是地方政权的中心)；更主要的是由于封建社会后期经济迅速衰败，城镇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到了清朝末年，上述城镇几乎无例外地都衰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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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公元1840年——1949年)河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河南因地处上海、天津、汉口三个帝国主义侵略据点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带，1905年1912年京汉、陇海铁路相继通车之后，遂成为上述三大据点的原料供给和外国商品倾销的市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交通条件的改变，使河南城镇地理的面貌出现了半殖民地化。
首先，铁路沿线的一些古老的封建城镇，如郑州、新乡、许昌、汲县等，其工商业由过去一直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转变成直接或间接地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服务。例如郑州，因位于京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上，成为河南粮、棉、烟叶等农产品输出和外地工业品输入的最大转运中心。现代工业也有所发展，但发展微弱。充斥市内的是一些棉花行、打包厂、运输公司、粮行、银行、钱庄以及进行投机买卖的各种商号等。这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盘踞在沿海大城市的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新乡因在京汉铁路与道清(道口——清化)铁路的交会点上，成了帝国主义掠夺豫北棉花、粮食和煤炭的转运站。许昌由于帝国主义烟草公司在其附近移植烤烟而成为一个烟叶市场。
上述临近铁路的老城，在车站附近都形成了新市区。其中有的城市如郑州，新市区的面积还超过了老城区。这种新市区都是自发形成的，街道布置很不规则，交通混乱，建筑密集，住宅、工厂、仓库、商店等混杂一起，与老城有规律的方格状布局，成为鲜明的对照。这种新市区都是以车站为中心形成的，所以，上述城市在职能分区上也出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即老城为行政、住宅区，新城为交通、仓库区。有的如商丘、汲县，还出现了特殊的教会区。
其次，在当时社会经济形势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新城镇。如焦作，由于英帝国主义在这里开采煤炭；发展为一座矿业城市。漯河、驻马店，因位于淮河支流水运与京汉铁路的交叉处，是豫中物资集散地，发展为大市镇。位于颍河中游的周口，因是淮河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所以，自贾鲁河淤塞后，就取代了朱仙镇的位置，由一个小集镇发展成为一个大商市。这些新起的城镇，也主要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帝国主义掠夺河南资源与倾销商品服务的。
第三，由于当时河南城镇的发展，主要服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而铁路又是影响城镇分布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的100余年间，河南的城镇，无论是新兴的工商业城镇，还是多少获得畸形发展的老城，几乎都分布于铁路沿线或直接受铁路吸引的地区。相反，凡远离铁路的城镇，包括那些原来位于水陆要冲的大集镇，如朱仙镇、道口镇、社旗镇等，随着农业经济和城镇工商业的破产，军阀混战的摧残，普遍衰落下去。到解放前夕，连那些曾一度获得发展的城镇，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也都残破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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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河南城镇地理面貌的巨大变化
1949年，河南全省解放。从此，河南城镇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整个城镇地理面貌开始从根本上发生着变化。
1、原有城镇普遍获得了新生，经过改造与扩建，大多数已由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有的则已发展为崭新的工业城市。例如郑州，解放前是一座商业占优势的城市，解放后，省会由开封迁到这里，并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兴建了一系列工业企业。现在不仅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著名的纺织、机械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洛阳，自北宋以后就一直衰落下来，到解放前夕，仅剩下一座消费性的残破小城。解放后，亦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兴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成为全国著名的机器制造业中心。古都开封，解放前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当时全市人口24万，工厂只有三、五家，工业职工不到三千人，现在也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城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长期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县城，解放前有的在经济方面已经几乎失去了城镇的作用。解放后，这些城镇不仅作为地方物资交流的商业职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随着现代工业的建设，生产职能也正在逐渐增强，有的已成为一定地区的工业中心。
2、新的社会主义城镇不断诞生。三十年来，河南新建城镇40多个，约相当于解放前夕城镇总数的三分之一。新城镇大多数是随着工矿企业的发展兴起来的。例如平顶山、鹤壁是在采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矿城市。三门峡是随着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和现代工业的兴建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农业生产和社队工商业的发展，全省有两千多个农村居民点，包括一些历史上曾经繁荣一时的集镇，已初步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已形成或正在成长为小城镇。这不仅对于改变河南城镇地理面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避免农村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逐步缩小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加速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3、城镇分布日趋合理。解放前，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河南城镇分布的地区差别也很大。大体上讲，在太行山、伏牛山的东麓及其以东的平原地区，城镇分布的密度较大，其它地区，尤其是豫西山区城镇分布稀疏，而主要城镇，则几乎全部分布在京汉、陇海铁路线上。解放后新建的工矿城镇，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尤其是新兴的工矿区，更是散布在广大山地丘陵地区。焦枝铁路通车以后，进一步改善了豫西的交通条件，加强了山区的战略地位，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开发，可以肯定，豫西山区的城镇将出现崭新的面貌。特别是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遍及全省农村小型城镇的诞生与成长，整个河南城镇的布局将发生更大变化。
三、对河南城镇历史地理演变的几点规律性的认识
综观河南城镇历史地理演变的全过程，可以初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性的认识：
1、河南城镇的发生、发展以及盛衰变化，是同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着的。例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什么时候国家出现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局面，河南城镇就发展，就兴盛；什么时候国家一出现政治动乱，经济停滞的局面，河南城镇就萧条，就衰退，甚至被破坏。唐宋以前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河南的封建城镇尽管有盛有衰，但基本上是向前发展的；北宋以后，我国封建经济走向衰败，河南封建城镇也就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这一历史过程说明：决定河南城镇发展的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自然条件；任何城镇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休戚相关的。因此，在考虑河南每座城镇建设的时候，必须同全国经济建设联系起来，把它作为全国“棋盘”中的一个“棋子”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使该城镇得到健康地发展，并发挥其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2、现在河南的城镇网及其多数城镇，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同具体的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每座城镇一经形成，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加地理条件，并对其它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着一定影响。因此，在考虑当前和今后城镇建设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城镇的历史基础，研究每座城镇发生、发展的条件及其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正确决定其利用、改造的方针与途径。不加分析，尤其是不注意历史的分析，盲目地发展或者不重视利用、改造，势必造成不良后果。
3、河南历史城镇的形成同全国历史城镇一样，大多数不是由于社会分工发展和工商业人口自然聚集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建设起来的。城市工商业往往是在城市发生之后才开始聚集起来，并且主要是为居住在城市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这些城镇的职能大多是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繁荣远远超过商品生产水平。城市的居民构成，绝大多数是官僚、贵族、军队和各类游闲的消费者。工商业者所占比重很小。这是历史上河南城镇容易因国家政治动荡而盛衰无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改造河南的城镇，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同时，也应该看到，河南的不少历史古城(如洛阳、开封)，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因此，在考虑对这些城市进行利用与改造的时候，除了合理地发展生产之外，要特别重视发挥古代文化艺术的优势，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4、河南的历史城镇基本上都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镇的盛衰变化同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宋以前，河南农业经济比较稳定，城市发展一般也比较稳定，既使一时遭到破坏，恢复也比较快。宋以后，河南农业经济很不稳定，城市发展的稳定性也比较差。由此可见，要搞好城镇建设，必先搞好农业生产，以保证城镇就近得到足够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同时，要严格控制发展大城市，特别要防止消费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以减轻城镇物资供应远途运输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积极发展农村小城镇，应该是今后河南城镇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
5、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地理条件上的差别，各城镇发展的具体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几经盛衰，但至今仍不失为省内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是全国著名的城市，如郑州、洛阳、开封等。有的虽曾繁盛一时，但很快衰落下去，并且一蹶不振，如朱仙镇、荆紫关等。这说明地理环境尤其是经济地理位置，对于城镇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确定每座城镇的位置、规模、方向(尤其生产发展方向)的时候，必须对影响城镇发展的地理环境(包括其经济地理位置和附近的资源情况等)，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利用城镇本身及其附近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优势，促进，城镇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在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骨干作用。
来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
作者：黄以柱
选稿人：周辰
编辑：陈汶灵
校对：黄馨烨
审核：林丽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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